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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峰 说法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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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不要过度解读  

2012-04-21 10:25:08|  分类: 法律视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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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此,立刻有经济界人士出来解读,认为吴英案注定会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他的理由是,吴英案通过公众的广泛争论,使全社会对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笔者以为,这属于非法律人士的过度解读,实际上,最高院的未核准吴英死刑的裁定,并未改变吴英案的定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改变吴英案的基本走势。

客观的分析,上述经济人士的解读,不过是反映了部分经济界人士自吴英案发生以来的一贯观点,不过,这次贴上了司法裁决的标签而已。自吴英案之初,部分经济界人士就认为,吴英案是维护银行垄断地位的产物,认为吴英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从市场经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属于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不应被认定犯罪。这种观点得到了部分社会舆论的呼应,尤其是民间企业界人士的相应,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同情者也很多。对于民间借贷的要不要合法化[1],属于未来立法要解决的问题,从发展的趋势来看,笔者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不过,就吴英案来说,显然从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论证吴英行为非罪的观点,混淆了目前刑法上的“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规定在刑法第176条里,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一般认为,该条的立法目的就是禁止民间金融行为,维护银行的垄断地位。因此,国家金融改革的指向,也就是允许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化,最终必然要导致上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废除。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同,集资诈骗罪被规定在刑法第192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达到较大额度以上的行为。集资诈骗罪的虽然也有与相关金融法规相抵触的因素,但是关键点还是在于“诈骗上”,其所侵犯的不仅仅是国家金融秩序,更是侵犯社会个人利益的行为。因此,即便在允许民间经融合法的前提下,也是不允许“集资诈骗”行为存在的。

从最高院不予核准吴英死刑判决的裁定内容看,最高院并未改变该案一审、二审所确定的案件定性,也未改变吴英案判决的基本走向。最高院的裁定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吴英是否使用“诈骗手段”集资问题(这是区分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关键),最高院认为,吴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吴英在早期高息集资已形成巨额外债的情况下,明知必然无法归还,却使用欺骗手段继续以高息(多为每万元每天40-50元,最高年利率超过180%)不断地从林卫平等人处非法集资。吴英将集资款部分用于偿付欠款和利息,部分用于购买房产、车辆和个人挥霍,还对部分集资款进行随意处置和捐赠。吴英个人购买服装、化妆品、吃喝等花费集资款逾1000万元,拥有4辆宝马车,还花费375万元为自己购买法拉利跑车1辆。吴英取得集资款项后,为了炫富,以骗取更多的资金而出手大方,在向杨卫陵等人借款3300万元炒期货全部亏损后,却谎称赢利,竟另筹资分给杨等“红利”1600万元,后又陆续从杨处骗得资金5000多万元;公司员工外出办事结余90万元,主动要其不必上交财务等等,最终导致3.8亿元集资款无法归还。针对吴英的行为是否涉及不特定社会人员问题,最高院认为,吴英非法集资对象为不特定公众。吴英委托杨某等人为其在社会上寻找“做资金生意”的人,事先并无特定对象,事实上,其非法集资的对象除林卫平等11名直接被害人,还包括向林卫平等人提供资金的100多名“下线”,也包括俞亚素等数十名直接向吴英提供资金因先后归还或以房产等抵押未按诈骗对象认定的人。在集资诈骗的11名直接被害人中,除了蒋辛幸、周忠红2人在被骗之前认识吴英外,其余都是经中间人介绍而为其集资,并非所谓的“亲友”。林卫平等人向更大范围的公众筹集资金,吴英对此完全清楚。

显然,最高院的裁定已经明确了吴英案属于集资诈骗,这一点是确实明确,毫无疑问的。因此,该案发回重审后,有关该案的法律定性是不存在更改的。最高院的裁定发回重审的理由,主要是针对吴英“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并由此认为,吴英案使用死刑立即执行存在不当。因此,吴英案发回重审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要解决的其实是认定吴英上述“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是否构成从轻情节问题。也就是说主要是解决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问题。

上述经济界人士对于吴英案的过分乐观解读,一方面是混淆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这方面也误导了部分社会舆论;另一方面期待通过司法判决来为金融改革开路,也是不了解我国司法机关对于立法机关的“执行”地位。我国的司法机关属于根据立法来审判具体案件的机关,不具有司法审查的权力,因此也不可能通过判决来改变国家的金融立法和金融政策。试图从最高院的裁决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金融改革走向的观点,都会导致对于吴英案的过分解读,当然也就得不出客观的结论。中国的民间融资合法化是一个大趋势,但是最高院的法官们不会也无权利用吴英案发表他们对于我国金融改革的意见,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1] 民间借贷有广义的概念和狭义的概念之分,广义的概念,民间借贷既包括一般的自然人、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包括民间融资,即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借贷的行为。狭义的民间借贷则仅仅指一般的自然人、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民间融资目前是完全非法的。但是狭义的民间借贷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属于合法。这个一定条件包括:借贷的主体是自然人之间,利率不高于银行利率的四倍。而企业之间的借贷和过高利率的借贷,目前则属于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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